云南在线 - 云南历史

艾思奇（1910～1966）

　　中国哲学家。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积极与各种唯心主义哲学论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在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亦有一定成就。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艾思奇在哲学理论战线上的重大贡献
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的哲学学术生涯和革命生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一生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勇战斗，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哲学家”。他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译东审阅，毛译东亲笔加上了“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这是毛译东代表党中央对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光辉的一生所作出的最为恰当的重要评价。为什么说这一评价是最为恰当的呢？我们可以用艾思奇一生在哲学理论战线上作出的主要贡献的事实来说明。
第一，艾思奇在我国最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1927年和1930年，艾思奇两次到日本留学，本来他是学习冶金系采矿专业的，由于有机会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刻苦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真理。“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弃学回国。1932年到上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当时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我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克服唯心主义反动思潮的影响，以便认清形势，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艾思奇为了适应我国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需要，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写了许多通俗生动的哲学文章。在他24岁时把自己的一批文章汇编成《哲学讲话》出版，后来改为《大众哲学》的书名再版。正如1935年李公朴为这本书写的编者序中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李公朴认为，艾思奇写这本书在理论体系上是很用了心力的，对新哲学许多问题的解释，比一切其他著作更明确，有许多深化的地方。他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见《大众哲学》1979年版第1-3页）由于《大众哲学》深受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全国解放前，曾出了32版之多。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发表和大量出版发行，显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这部著作在我国较早地创造性地全面而系统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给中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提供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部著作在我国是第一次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蔡尚思曾题词称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的确，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杰出的先驱者。《大众哲学》一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树立了一个典范。据马文瑞回忆说：“早在1936年，毛译东同志就曾让大家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译东曾称赞说，《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这部著作教育和帮助我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许多青年在《大众哲学》的启蒙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不少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宋平同志写道： “我最早接触艾思奇同志的著作，是60年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当时，读了《大众哲学》。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见《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同志都有这种深切的体会。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是艾思奇在哲学理论工作中所始终坚持的。建国后，他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为青年和广大干部作报告、写文章，都注意了贯彻通俗生动和大众化。195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文章，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他十分关心和支持工人和农民学哲学。1958年7月，到天津参观一些工厂时，曾亲自给工人和干部讲了几次哲学课。《工人和哲学》一文和《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一书，就是根据那几次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的。1958年9月至1959年7月，下放河南登封县工作时，艾思奇亲自给基层干部学习班讲哲学，并先后派韩树英同志和我到三官庙乡蹲点，帮助基层干部抓农民学哲学的工作，他多次到三官庙乡，听取汇报，看农民学哲学的辅导讲稿和写的学习体会等材料，给以热情而亲切的指导。他总结了当时工农学哲学的经验，写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1959年在河南的报刊上发表。为了帮助干部纠正和克服在大跃进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他曾到河南禹县等地给干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报告。艾思奇在三十多年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始终都是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而努力奋斗的。
第二，艾思奇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7年10月，艾思奇奉党中央调令，与周扬等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工作。毛泽东很关注和重视艾思奇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阅读他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哲学著作，曾写了19页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致信艾思奇，称赞《哲学与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对差异和矛盾的问题作了略有不同意见的批注。艾思奇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与毛泽东有较密切的学术理论上的交往，思想境界更高更开阔了。为了适应我国艰巨而复杂的抗日战争的革命斗争的需要，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革命干部和群众，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艾思奇在1938年4月，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一个口号。”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只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才能做到更好的充分的通俗化。在这里，艾思奇最先在我国开创性地提出了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问题。
1938年10月，毛译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译东选集》合订本第499—500页）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主张，与毛译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的、一致的，是十分正确而卓越的见解。
艾思奇正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方向和方法，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工作的。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这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最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结合，要掌握和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分折研究实践中的具体特点和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要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从中吸取哲学养料，发展哲学理论，用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哲学理论。
艾思奇鉴于辩证唯物论是人类哲学史最高的总结，它以极大的包容性吸取一切哲学的合理的精华，他认为实现哲学中国化，应以研究新哲学辩证唯物论为中心，注意吸取其他哲学的合理的积极的东西。他在1939年3月发表的《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一文中又说：“我自己一年多来正努力做这工作，但还没有充分把握。然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经的重要途经：一是要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表现形式结合，吸取其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二是与现实的抗战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结合，及时消化吸收新鲜养料，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针”，这句话对辩证唯物论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既不应把哲学理论当作死板的教条，可以到处硬套的公式，也不能认为“哲学无用”，它作为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世界观，不仅能认识和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同时艾思奇提出，学习、研究和应用辩证唯物论，不能离开唯物史观。因为在革命实践中，必然要遇到社会历史问题，要遇到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等问题，要依靠唯物史观的指导，才能获得正确的解决。不仅如此，还需要努力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才能做到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善于具体运用，避免片面性、狭隘性和公式主义，正确地指导革命斗争，获得胜利。
艾思奇还反复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做到善于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正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正确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在本国革命斗争中的任务和战略策略等问题。这说明，要做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就要做到善于从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善于找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并能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联系起来，善于把一般的指导原则具体化，以夺取革命工作的胜利。
艾思奇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主张，既为哲学理论工作具体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同时又推动他自己在几十年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创造了卓越的成绩。他早年写的《大众哲学》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良好开端。他到延安后就一直更加自觉地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前进了。他所写的大量的哲学论文，尤其是建国后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受党中央书记处委托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供全国各级党校和高等院校学哲学普遍使用。这些著作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和典范，其中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具有中国化的中华民族的特色，对于培育我国哲学理论工作者，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干部和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艾思奇为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思潮及其毒害和影响，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为了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武装干部和群众，指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就不能不与阻碍马克思主义和辩论唯物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各种唯心主义反动哲学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1933年艾思奇到上海开始从事哲学理论工作起，就注意到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影响。他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在总结“五四”至1933年哲学战线的斗争时，就重点揭露和批判了西方传入中国的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和唯意志论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生命哲学是欧洲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与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死敌。其代表人物为法国的柏格森、德国的狄尔泰等人。生命哲学是化装了的唯心论。在中国的信徒有李石岑、朱谦之等人。唯意志论的代表有叔本华的盲目的生活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的先验道德意志等西方现代哲学。他们是主观唯心论者和唯我论者，在政治上也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他们在中国的推崇者有李石岑、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艾思奇对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杜威、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开始作了初步的批判和评论。艾思奇认为，由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生命哲学的中国主张者是以佛经或四书五经为立论基础，以封建意识为复归，因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与中国封建哲学相结合，便成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一个特征。艾思奇指出，“历史的法则已现露于世界之前，中国人也看见科学底社会主义了，于是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便狂风暴雨似的披靡了整个哲学界。”“中国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的盛行，是全世界及中国革命势力发展之结果。”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哲学”论战中，对叶青等人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清算和批判。论战当初是从张东荪与叶青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争论开始的。实际上他们是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军事和文化的围剿，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的。叶青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曾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代部长。张东荪是以新康德主义为武器，公开诋毁马克思，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而叶青则是“披着辩证唯物论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他们肆意歪曲和攻击辨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造成严重的障碍。艾思奇发表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关于内因与外因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等一系列文章和《哲学讲话》等，对叶青以及张东荪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通过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对于人类认识史的重要意义、唯物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和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都作了科学的深刻的论述。艾思奇曾把批判叶青的许多文章收集在《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出版。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艾思奇又继续就叶青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叶青借口中国的特殊性，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要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为非马克思主义。艾思奇坚决地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叶青所谓的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要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手中，夺取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这说明，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可以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艾思奇高度赞扬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他说，他们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在这些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怎样依据他们的实际斗争经验，运用了辩证的方法，把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抗战中的国内国际的情况，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的。”（以上见《艾思奇全书》第3卷第249—252页）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斗争十分激烈。艾思奇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对当时颇有影响的国民党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1941年，他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重点批判了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闫锡山的“中”的哲学。艾思奇指出，唯生论代表了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与辩证唯物论相对抗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唯物论。唯生论哲学，是以孙中山思想中某些因素为渊源，以孙中山的某些话为根据，但唯生论哲学本身，并不就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而只是他的一部分思想的附会夸大的产物。唯生论有着浓厚的大资产阶级的反民主的色彩，在哲学本身上，它的主要倾向是唯心论和神秘主义。关于力行哲学，艾思奇认为它的基本原理是和唯生论一样的，它的表现是二元论的，并且常常要曲解唯物论来反对唯物论，它在本质上仍是唯心论，是以精神的原理，以“诚”作为创造一切的动力。力行哲学打着继承孙中山哲学的旗号，实际上只是发展了知行学说的消极方面，是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对孙中山哲学作了歪曲、“补充”和“发挥”，在政治上则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艾思奇指出，闫锡山的“中”的哲学，是民国以来就始终自成一个局面的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它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需要，根据山西统治者的利益、主张和经验，在新的形式上把中庸思想系统化而形成的。正如闫锡山自己所说，是为了“思想防共”。它是相当精致的伪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1939年8月，艾思奇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从哲学理论上对蒋介石新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指出“《中国之命运》里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唯心论。” 艾思奇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既有进步的唯物论方面，也有保守的唯心论方面，“在《中国之命运》里，却完全抛弃了它的进步的唯物论的方面，并用种种的附加的引伸，扩大了它的保守的唯心论的方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颠倒，而唯心论正符合了他们的需要。”《中国之命运》宣传的是反理性的唯心论哲学，是极端有害的愚民哲学，是为了“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艾思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上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艾思奇不仅与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反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反动哲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同革命队伍内部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思想作了有力的斗争。毛泽东曾经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这说明，“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都曾经给革命造成损失和挫折。所以毛泽东说：“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改造我们的学习》）艾思奇为了我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坚持坚强的党性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投入了反对主观主义，大力捍卫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理论工作。他先后写了《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等文章。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在党的历史上，机会主义中的教条主义曾经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经验主义也给革命造成危害。因此，艾思奇不仅大力批判了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也写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从哲学理论上批判了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对于帮助党的广大干部在革命工作中克服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全国解放后，在1950年3月，艾思奇曾经发表《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的文章，说明在我国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政权以后，为什么要进行“思想上的解放战争”。他说：“内外反动派的影响以及其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是很有害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在认识上以及工作上发生错误的主要根源。如果不加以改造、推翻，无疑是会妨碍我们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前进的。”他认为，事实上只有在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之下，才会有这样空前规模的人民自己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民过去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思想上也受着严重的束缚，以至在我们把反动统治从政治上打垮之后，它还会保留着很大的、长时期的影响，而必须人民自己不断努力来求得解放。他引毛译东的话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留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论人民民主专政》）艾思奇正是在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哲学理论宣传和批判的工作，帮助知识分子、干部和广大群众，通过学习和改造思想，求得从旧意识、反动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思想上的革命和解放。
1955年，艾思奇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习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略部署和要求，投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斗争。他写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和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实用主义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它是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胡适曾留学美国，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在“五四”前后就把实用主义贩卖到中国。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胡适马上就用实用主义帮助中国的反动派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他宣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用改良主义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虽然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在政治上一直站在美帝国主义和我国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胡适在中国传播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学术文艺界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和毒害作用，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艾思奇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反动哲学思潮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实用主义。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积极，日愈凌驾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趋势；二是实用主义比其他反动哲学流派，更为狡猾地用“科学”、“最新”的哲学来伪装自己，有很大的迷惑作用。
艾思奇揭穿了胡适贩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反科学和反革命的真实面目，指明了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和庸俗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根本对立的。实用主义所说的“实在”不是指物质的客观实在，而是把“实在”看作仅仅是人们的主观领域的感觉、感觉（或意象）之间的关系，“旧有的真理”等等主观的要素的复合。这是很明显的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鼓吹一种不可知论。如杜威说：“知识并不是镜子，是用的东西、各方都用得着。感觉理性，都是帮助有机体的生存能力。”胡适讲：“（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实用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反映感觉以外的任客观事物及其内部规律。即使是科学规律的知识，也被实用主义者看作主观虚构的东西，而不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实用主义者把真理看作纯粹主观的东西，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由于他们根本不承认客观实在，他们是相对主义者，只承认真理是相对的，而完全不承认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不承认有客观真理。他们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纯粹是主观的，没有客观的标准。胡适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实用主义的“真理”，一切都是以“我”为转移的。艾思奇指出，实用主义者标榜着用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既曲解了人类生活，也歪曲了生物进化学说。胡适鼓吹“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谬论，否认“根本解决”，以庸俗进化论来否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运动，宣扬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阻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艾思奇还揭露和批判了胡适实用主义的“应付环境”的伪装科学的方法论，具体地分析批驳了胡适的所谓“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的主观唯心论的伪科学的研究方法。胡适强调“实验室的方法”。其实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就不能拿到实验室里来观察。胡适所讲的“细心搜求事实”，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研究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把握其发展规律，而相反地他们只是把一些主观的、片面的、孤立化的表面事实，或夸张、歪曲、捏造的事实，作为出发点去研究的。他们所讲的“大胆提出假设”，也不是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作基础，特别是掌握了最主要最根本的事实为依据，提出严谨的科学的假设，而是依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选择目标”，为“应付环境”而作出的“大胆的假设”，它与真正科学的要求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所讲的“再细心求证实”，并不是把研究得到的初步理论性的结论拿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去检验，来确定那些假设和理论性的结论是否具有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的客观真理，而是常常按照实用主义者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目标”，来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事实”和“证据”，甚至他们可以随便把一些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甚至篡改、捏造事实和证据。艾思奇通过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有力地揭穿了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的伪科学性。
艾思奇对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批判，也是必要的。梁漱溟早年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以一副卫道者的面孔出来反对的。他的哲学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生命派哲学”与我国孔孟唯心论哲学的混合物，是一锅东西方各种唯心论的大杂烩。艾思奇对胡适和梁漱溟都没有作全面的评价，对梁漱溟也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对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批判。艾思奇指出，在梁漱溟看来，是先有了人的理智的范畴，先有了人的理智的“盛行”，然后原来没有任何物质的“一切”才被物质“化”了。他认为，宇宙的全部的内容是纯粹主观内省的东西，是人的内心不断地自问自答的表现。他是公开站到反科学、反理性的阵地上去了。他做出了“唯心论”的论断，是最露骨的主观唯心论者。艾思奇认为，梁漱溟在认识论上，也是以“不可知论”为基础的。梁漱溟说：“其实声音在自身无所谓妙，绘画自身无所谓美，糖的本身无所谓好吃。所谓妙，美，好吃等等意味都由人的直觉所妄添的。”他把人的认识过程与客观物质割裂开来，也从感觉本身割裂开来。他宣传的是极端蒙昧主义的所谓“知识论”，否认认识是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反映，抹煞人类理性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歌颂盲目行动，提倡信仰主义，散布对科学知识的怀疑空气。梁漱溟在方法论上，鼓吹“形而上学”的调和论。他对儒家学说加以歪曲，认为由儒家继承下来的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调和折衷是宇宙的法则。”“调和”，就是“相对待两意味或两势力”之间的“调和”。他把“中庸”、“调和”、“平衡”等观点看做他的“形面上学”的最基本的观点。艾思奇揭露了他这种“形面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唯心论的、封建地主阶级复古主义的，用以巩固封建秩序，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本质。梁漱溟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坚持与历史唯物论相对立的开倒车的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的。他说：“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中国之文化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这就是说，“几个非常天才”，决定了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这就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地歪曲和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否定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梁漱溟用狡猾的论辩方法，否定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他说中国由于有特殊性，只是有职业的区别，“未构成阶级”，未形成封建剥削。他鼓吹这种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搞“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都是为了便于他反对中国的人民革命，为保持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服务的。
艾思奇对胡适实用主义和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批判，对于肃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思潮的流毒，帮助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坚定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艾思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了广大青年，培养了包括哲学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大批革命干部。他在上海写的《大众哲学》等著作，不仅对广大青年进行了启蒙教育，引导了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影响了许多知识青年热爱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革命理论工作的道路。1938年9月，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让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会务工作。为了帮助干部学哲学，艾思奇编写了《哲学研究提纲》，编辑了《哲学选辑》，与吴黎平一起编写了《科学历史观教程》。在整风运动中，艾思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作为干部必读书供干部学习。他在延安整整十年，先后在抗大、陕北公学教哲学,并负责边区文协工作，后来到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央研究院）、中宣部和解放日报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在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校给革命青年和干部讲了许多哲学课。1996年宋平同志在艾思奇哲学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1938年，延安成立马列学院，艾思奇同志在那里讲授哲学。我听过他的课，得益很多。为以后自学打下了基础。”莫文骅同志在怀念艾思奇的文章中写道：“真正使我对哲学感兴趣并有所收获还是在保安和延安时期，那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读了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并结识了他。”从这些老同志的亲身体会中可以看出，艾思奇在延安讲授哲学课，对于培养革命干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48年到1966年的十八年中，艾思奇在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后来任副校长，在这期间，他在校内外讲了大量的哲学课。在校内给各种班次都讲过哲学课，讲学习哲学的引言、辩论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西洋哲学史、辩证逻辑、有时还讲一些哲学专题。在校外(那时全国解放还不久)，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系统地讲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艾思奇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任哲学教授多年，给他们的老教授座谈，讨论一些哲学理论问题，给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后来任继愈教授曾回忆说：“艾思奇同志在北大讲课，大约5年左右，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高等学校，在北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思奇同志功不可没。”“他把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大批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固然由于整个革命形势决定的，但他的功绩是卓越的，我就是闻道较迟，接受启蒙教育的一个。”艾思奇给政协、文联、高等军事学院等单位都讲过多次哲学理论课。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了大批新老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的革命干部，这显然是大有利于推动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的。
第五，艾思奇为我国理论工作者树立了具有高尚品德和优良学风的光辉榜样。艾思奇认为，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要有坚强的党性，他要求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自己理论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和个别失误，绝不文过饰非，而是勇于接受批评，并在报刊上公开纠正。他讲过要学习鲁迅那样，听从将令。他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号令，努力去完成理论战线上的战斗任务。他有高尚的人品，诚实、正直、谦逊、勤奋。他淡薄名利，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职位，不为个人谋任何私利。毛泽东对他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曾对刘白羽说：“艾思奇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艾思奇有优良的学风，讲课和写文章，都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他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也是他对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要求遵循的准则。他常常讲，理论工作者不论讲课写文章，都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分析研究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他在自己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始终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了哲学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和现实化的。所以，毛泽东又对舒群说过：“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 （转引自卢国英著《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版第926页）马洪同志在怀念艾思奇时写道：“艾思奇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学习革命的哲学，就是从读他的《大众哲学》入门的。艾思奇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的革命精神、治学态度是我终身学习的师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艾思奇同志不亏为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为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的贡献。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好好向他学习，要继承和发扬他作为党的忠诚而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的高尚品德、革命学风和革命战斗精神，坚定不移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

熊庆来(1893.9.11～1969)中国数学家，云南省弥勒人，字迪之。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赴比利时学习采矿。1915～1920年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1931年再次赴法学习，专攻函数论，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回国，仍在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他于1957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在他的培育下，华罗庚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徐宝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他的学生。在60年代，他已70多岁，还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所以他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熊庆来，字迪之，清代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他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再加上非凡的记忆力与天才的语言接受能力，常令教育过他的中外教师惊叹不已。1907年，考入昆明方言学堂。1909年，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1913年考取留学比利时公费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到法国改学数学和物理。

　　1921年熊庆来学成归国，先后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系主任。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以及中国数学报。培养了华罗康、陈省身、吴大任、庄圻泰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知名数学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赵九章、钱伟长、彭恒五等也是熊庆来到清华大学后培养出来的学生。这期间他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

　　熊庆来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1932年他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后到法国普旺加烈学院从事了两年数论的研究，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此间，熊庆来写成了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极的亚纯函数》，该文中定义的无穷极，被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又称“熊氏定理”，被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作为一位学者，熊庆来自早期从事教育工作起，就把培育人才当作头等大事。对于有培养前途的穷学生他总是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因得到熊庆来资助才得以出国深造。为资助严济慈，当自己经济拮据时，熊庆来不惜让夫人当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华罗庚青年时代，因家贫念完初中就无力继续上学，熊庆来在看了他发表的《论苏子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论文之后，发现华罗庚是一个数学人才，立即把他请到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破格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为教授，并前往英国留学，终于把他造就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既是千里马又是伯乐，除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内攀登上科学高峰之外，还着意提携后进，让后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上另一个数学高峰，为我国数学界创建了一种识才、爱才、育才的优良传统，他的慧眼卓识是我国科学家的典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等人的推荐下，熊庆来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为云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云大，只有3个学院，39个教授，8个讲师，302个学生，教学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熊庆来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机会，广延人才，延聘了全国著名教授吴文藻、顾领刚、白寿彝、楚图南、费孝通、吴暗、赵忠尧、刘文典、张奚若、方国瑜等187名专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还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处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教学质量因此跃入全国名牌大学之列，被吸收进《大英百科全书》之中；他把云大扩充成5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的多学院、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生人数达1100多人，1939年又创办了云大附中；他还不断充实图。书教学设备，使图书馆藏书达十余万册，理科各系都有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标本资料室，医学院拥有附属医院及解剖室，农学院有实验农场，数学系在东郊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学院有实习工厂，航空系有飞机3架，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罕有的；他亲自作了《云南大学校歌》，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诚实、正直、聪敏又有坚毅的学习精神。在熊庆来任校长的12年里，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l949年熊庆来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不幸患脑溢血而致右半身瘫痪，但他并未向病魔屈服，以顽强的毅力用左手学会写字，艰难地投人数学研究工作。1957年熊庆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不顾台湾当局的引诱与威胁，毅然回到祖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耄耄之年的熊庆来以残而不废之身“尽瘁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两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位贡献巨大的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竞被打成" 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人物，受着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摧残。
　　1969年2月3日的深夜，熊老在凛冽的寒风中与世长辞了，桌上还摊着上床前没有写完的"交代"，一代数学泰斗就如此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然而，历史却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人。1978年，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森森，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熊庆来热爱教育事业，为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以后，毅然打破常规，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在熊庆来的培养下，华罗庚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在70多岁高龄时，他虽已半身不遂，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这就是青年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的高尚品格，深受人们的赞扬和敬佩。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时，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后来又和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有一次，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十年之后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今天，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庆来中学"已在他的家乡弥勒县建立起来，许多后来者正沿着熊庆来开辟的研究道路，奋力前进。